危險的飲品:咖啡如何創造出反抗的文化
一,咖啡作為「Drug(癮品)」
戴維。考特萊特(David T. Courtwright )在他的著作《上癮五百年》 中,嚐試把英文 “Drug” 定義為一個中性的概念﹕「癮品」,也就是泛指所有可致成癮或可改變人精神狀態的物質,由強性的(Hard Drugs)鴉片、大麻、可卡因、安非他命、酒精,到弱性的(Soft Drugs)如煙草、可可、茶、咖啡甚至糖,皆在此列。
它們均曾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,或因其對人體的刺激性,或因其背後強大的政治經濟利益,戴維.考特萊特稱之為精神刺激革命。眾多癮品之中,以咖啡、酒精、煙草使用最廣,對人類文明及社會結構影響最深,故被稱為癮品的「大三宗」,當中又以咖啡為首。
咖啡獨特的刺激作用使其有別於酒精、大麻、可卡因等可致幻藥物而廣為人接受,特別是因教義所限而禁酒的穆斯林。咖啡的交易、製作及消費模式催生了咖啡館的出現。
最早的咖啡館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東,然後在穆斯林世界迅速傳播,並於十七世紀傳入歐洲的英國及法國。德國學者、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伯馬斯認為,咖啡館在歐洲的出現,特別在英國,為訊息傳播及公共政治討論提供了最佳的舞台,從而形成了特定的「公共空間」成為對抗專制統治及孕育現代議會民主及自由思想的搖籃。
「據說,歷史上最嚴重的暴亂在展開他們邪惡的罪行之前都得先呷口咖啡(history’s greatest rebels were said to have imbibed coffee before committing their heinous crimes)」學者 Steve Pincus 如是說。
在哈伯馬斯(Jurgen Habermas)的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內,嚐試把公共空間定義為不受任何權力制約,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並進行討論的特定空間。這樣的空間具有三項關鍵特質:
一,開放,它公開予公眾自由參與。
二,平等,不論社會地位出身,公侯將相,販夫走卒,在這裡皆可平等地交流。
三,包容,這個空間容許所有參與者就著所有不同的背景、價值和信仰的議題進行討論。
二,平等,不論社會地位出身,公侯將相,販夫走卒,在這裡皆可平等地交流。
三,包容,這個空間容許所有參與者就著所有不同的背景、價值和信仰的議題進行討論。
它的概念原形源自古希臘的公民大會,但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要到十七世紀,隨著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,代議政制議會,以及咖啡館這些民間論壇的出現等等因素齊備才形成。在那之前的封建社會,消息是封閉的,因此不具備形成公共空間的條件。
然而,阿拉伯學者 Krrababa認為,早在十六世紀,咖啡館出現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,公共空間及其反抗專制的文化己初步成型。蓋因一方面,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文化滿足了公共空間開放、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屬性。與此同時,咖啡及咖啡館的魅力,在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幾乎無可替代,巨大的需求形成的市場動力,令時人不惜以挑戰統治當局權威的方法,來滿足他們的需求。因此追溯咖啡館出現並傳播的歷史,便能理出咖啡館在反抗專制運動形成的角色及機制。
二,咖啡及咖啡館的起源
人類最早種植,同時也是當今最為廣泛種植的咖啡品種「Coffea arabica」,阿拉比卡種咖啡,最早源自阿比西尼亞(Abyssinia),也就是今天的非洲埃塞俄比亞。最初是作宗教用途的,當地土著把它視為神聖的祭品獻予神靈。
咖啡在世界範圍的傳播,主要歸功於阿拉伯商人。據記載,咖啡最早約於1450年前後傳入阿拉伯世界。其時,阿拉伯人掌管著紅海及印度洋地區的貿易,是東西方貿易的橋樑。咖啡的傳入迅速在阿拉伯世界傳播,包括中東,鄂圖曼帝國及其後的歐洲。
學者指出,葉門的蘇非教徒(Sufi Muslims、穆斯林的分支)相信是最早飲用咖啡的阿拉伯人。他們重視咖啡能夠提神的刺激效應,認為飲用咖啡能夠讓他們更好地做好崇拜以及維持教徒間的關係。因此在完成參拜後,他們會不分男女,傳遞同一隻碗,飲用碗內的咖啡,以顯示彼此友誼,並成為一種儀式。
也就是說,與今人利用咖啡提神來提高生產力的經濟動機不同,當時的葉門人飲用咖啡是基於宗教及社交目的。再加上可蘭經禁酒,咖啡獨特的提神作用,就讓它成為酒精的最佳代替品,而被穆斯廣泛接受。結果,咖啡在十六世紀迅速地在開羅、大馬士革及鄂圖曼帝國中傳播,並成為他們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。
歷史學家指出,因為早期煮咖啡需要大量的大型器具,不便於流動,為了進行零售,便需要有一個地方進行定點銷售,這就導致了咖啡館(coffeehouse)的出現。據記載,最早的咖啡館應該是1555年,由兩個敍利亞商人在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創建的,他們同時也是最早把咖啡由埃及及敍利亞引入鄂圖曼帝國的人。
最初,作為咖啡豆的零售商,他們需要有個固定的地方,放置煮咖啡的器具,並且向他們潜在的顧客展示如何正確地製作這種新鮮的時興飲品。但當時的餐館對此一無所知,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又沒有酒館(Tavern),因此只能夠自立門戶,開出「咖啡館」這種新興場所,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,成為穆斯林世界無可替代的娛樂場所,並深遠地影響後世。
咖啡館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出現,成為了蘇丹脚下,專制王權管轄範圍內的避難所,是穆斯林意想不到的「公共空間」及娛樂休閒場所。當時的咖啡館是只對男子開放的,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封閉年代,不論社會地位、出身甚或職業的穆斯林男人,皆可在此相會。
學者、士兵、商人、工匠或貧民,不分貴賤,只要一杯咖啡在手,便可以展開對話,甚或討論時政,甚或研讀經典,甚或學術討論,甚或詩歌創作,更甚至乎有棋牌,賭博、歌舞、妓女、吸食鴉片等前衛大膽、違反伊斯蘭教義或法律的地下活動進行。總之到了16世紀末,單單是伊斯坦堡城內,已有超過六百家咖啡館,時人對咖啡館的鐘愛可以用一首詩去形容﹕
The heart fancies neither coffee nor coffeehouse
讓人著迷的既非咖啡或咖啡館
The heart fancies companionship
讓人著迷的是人情
Coffee is an excuse
咖啡不過是個藉口
(筆者按﹕清一色全是男人,這人情真有點基情四溢~XD)
阿拉伯裔學者 Karababa指出,儘管哈伯馬斯認為,理想的公共空間(Public Sphere)模型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,但其實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早已經具備公共空間的初型,因為它符合了開放,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特質。
首先,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是相對開放的,所有男子皆可進入。而且是平等的,不論宗教,社會地位或職業,由學者到官員,禁衛兵到工匠,以至貧民皆可在這裡相遇及交流,這在那個等級森嚴的時代,是唯一的例外。它也是包容的,因為他們在裡面可以大膽的討論任何話題,由學術到詩歌,由宗教到國家時政。據史料記載,帝國的禁衛軍們,甚至在這裡批評時政、發泄不滿而且醞釀叛變去挑戰專制當局,因此而成為王權的一大威脅。
儘管哈伯馬斯認為「理性的主體」(rational subjects),也就是資產階級,以及符合現代意義的自由媒體也同樣是公共空間形成的必要條件,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理性地批判時政及當局,而鄂圖曼時代的咖啡館缺乏相關元素。但Karababa認為,當時的咖啡館內流行作為娛樂的時政諷刺戲劇表演,經典和學術的討論和批評,還有對宗教的討論,同樣可以成為具批判性的公共討論,也因此公共空間是存在的。
那麼咖啡館是怎樣醞釀反抗文化的呢?他認為是由消費者要求對咖啡館內進行活動的「自由選擇」(freedom of choice)的需求,與由專制當局所維持的傳統宗教價值及社會秩序,兩者形成的衝突所引致的。
首先,當時的咖啡館提供相當廣泛的娛樂及休閒活動﹕閱讀、詩歌、音樂、戲劇表演、賭博更甚至是妓女或吸食鴉片,巨大的需求誘使穆斯林男子投注時間在咖啡館,而不是清真寺。而男人們日夜在這裡聚集,討論時政,以致於批評專制當局的言論越發大膽。
但另一方面,作為保守勢力的正統穆斯林及專制當局,均基於傳統教義去詮釋問題及確立秩序,在他們的理解之中,一個理想的穆斯林,應該是節儉卻勤勞地工作,以賺取家用並維持家庭,並且誠實、不容許貪婪的情況下累積財富,謹守伊斯蘭教義的。
因此,在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是浪費、不道德及違法的,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在裡面遊手好閒,也是違反教義的,最終只會褻瀆神明。在裡面的大膽言論,更為視為對統治當局的挑戰,更是不能容忍。
因為對這種挑戰的憂慮,統治當局屢次試圖取締咖啡館,奈何作為消費者的需求太大,與咖啡館的利益是千絲萬縷,在開羅等地,咖啡更是通用貨幣,因此咖啡館是禁而不絶。禁制與反禁制的過程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,但基本上都是以專制當局失敗告終,某種意義上來說,這可算是自由市場的拉力戰勝了專制統治。
三,咖啡館在英國
咖啡在十七世紀時由一名土耳其商人引入英國,與葉門的蘇非穆斯林一樣,咖啡的提神作用頗受清教徒青睞。據載,第一家咖啡館出現於1650年的牛津郡,然後1652年出現於倫敦,從此大受歡迎。到十七世紀未,單單是倫敦己有超過3000家咖啡館。
這些咖啡館對公眾開放,不論社會地位、職業、性別及宗教。因此士紳貴族,平民商人皆混雜於此。基本上,在咖啡館內閱讀報紙或pamphlet(一種政治評論的小冊子,可視作政治評論雜誌的前身)或進行社交活動成為一時風尚。
為何咖啡館在英國如此受歡迎呢?原因之一是咖啡館內的消費便宜,與酒館(Alehouse)相比更有競爭力。客人只需花一兩便士在裡面點杯咖啡,便可以消磨一整天,與此相比,在酒館內就得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,直至酩酊大醉。咖啡提神的效用又廣為清教徒接受,輕鬆的環境氛圍也成了商人政客聚脚議事的場所。
那麼咖啡館如何成為哈伯馬斯筆下的理想的公共空間模型呢?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時代背景。基本上,十七世紀的英國是個動盪的時期,是新舊勢力交錯,王權衰落,自由主義思想與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時代。
自1625年查理一世執政後,引起的政教衝突,與議會權爭,解散國會的十一年暴政,到拒絶國會君主立憲、限制王權的要求,結果引發1642-1649年兩次英國內戰,查理一世戰敗成為首位被判刑並處死的英國君主,英國進入短暫的共和國時期。
及後克倫威爾崛起成為護國公,直到1658年去世,舊貴族及軍官趁勢反擊,復辟王政,迎查理二世返國重行君主政。查理二世在位期間,因要應付三次英荷戰爭的軍費開支,與議會再度發生衝突,引發政府實質性破產一年,金融動盪、政府威信掃地。
期間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輝格黨(Whigs) 與代表保王勢力的托利黨(Tories)形成的國會兩黨制初步成形。其後兩黨聯合,於1688年發動光榮革命罷黜國王詹姆士二世,擁立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治英國,並於1689年通過《權利法案》,確立「議會至上」,限制王權、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,英國正式進入君主立憲制時代,成為近代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。而咖啡館正是在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出現於英國,並且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,推動著自由思想與民權的發展。
哈伯馬斯認為,在封建統治時代,消息是封閉的,公眾無從得知,政治也因此而只限於於宮庭的密室政治,操弄於國王與貴族之間。
但自經歷內戰與復辟以後,王權衰落,王室名聲掃地,傳統封建貴族勢力瓦解,現代議會崛起,消息不再封閉,也因此越來越引起公眾的關注。而咖啡館就成了當時最理想的消息集散地。
首先,首份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「政治日報(Political Journals)」在這個時代出現,由最初的每周出版,發展到半世紀後的每日出版。與此同時,刊載政治評論的小冊子也大行其道,而咖啡館就是它們主要的零售點和消費場所。
與歐洲大陸,例如當時的法國相比,英國政府對報紙的審查相對較弱。特別是光榮革命之後,王權與封建貴族的風光不再,以致1695年,政治審查正式被撤銷,使英國媒體享有當時歐洲獨一無二的言論自由。
哈伯馬斯認為這是建立公共空間往行公共政治討論的里程碑,意味著理性與自由的公共討論可透過報紙呈現於公眾面前,使之成為公共論壇。另外,隨著資本主義發展,現代模式的政府與議會政治興起,一個新興的階級「資產階級」也登上政治舞台,且成為「公眾(Public)」的主流,成為自由媒體的最大讀者群。
學者Brian Cowan指出,王朝復辟以後的英國,公眾對新聞有著巨大的需求,因此提供報紙予客人閱讀,便成了咖啡館招攬客人的手段。結果,學者、政客、官員、記者,紛紛聚集於咖啡館之中,閱讀報紙,討論時政,收集或發放情報。
「一時之間,仿佛每個人都成了政治家」,時人如此記道。對此,哈伯馬斯深表認同,他認為報紙及各式小冊子成為咖啡館的重要組成部分, 並且是客人們主要的討論內容。自由派與保王派的官員、政客、學者們都各自有自己固定的咖啡館作為聚脚議事點,並形成情報網絡。而這些網絡基本上是由報紙來維持的。
一如鄂圖曼帝國,英國境內的咖啡館內熾熱的政治評論與批評,觸動了英國政府當局的神經。英王查理二世及詹姆士二世均試圖遏止咖啡館內的議政之風,但結果也一如鄂圖曼帝國的蘇丹,無功而回。對咖啡館及新聞的需求實在太大,已經日漸衰落的王權根本無法與自由市場的拉力相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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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Peter Clark(1983), The English Alehouse: a Social History 1200-1830,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New York, Longman Inc.
作者的話:把自己的歷史論文簡化整理出來予同好們分享,原文是英文,但在這裡非嚴謹學術論文,因此格式及人名、概念的中英對譯等一切從簡從便,這只是相關知識的分享,望各位同好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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